大

大  爷
走过湿漉漉的田间小路，眼前是一口半干未干的池塘，池塘的上方是一块很大的黄泥稻场，稻场的左边是一排黑瓦灰墙的房屋，房屋下一位老人正在一张大方桌上，迎着冬日的阳光，缝着一床洗得发白的被子。老人上身穿着有些泛黄的白布大褂，略显得有些干枯的头发里夹杂着许多银丝。她低头缝着被子，垂下的被单挡住了她的脚，满是褶皱的手微微有些抖动，听到有脚步声走近，就抬起头来用手遮住眼睛的上方瞧了瞧，又低下头去。姐夫告诉我，这就是大爷（即大姑妈，我们方言里称呼父亲的兄弟姐妹，统称“爷”）。我上前叫了声：“大爷！”。她又抬起头来，愣了一下，然后咧着缺了牙的嘴笑了，说：“你们来了！”从她那伸展开来的满是皱纹的脸上，我看到了像父亲脸一样的轮廓，我确定她的确是我的大爷了。看到我们来，大爷显得很兴奋，忙丢下手里的活，请我们到屋里去，还一个劲地解释自己老了，老得连人都看不清了。这是大爷留给我最深刻的记忆。

大爷苦了一辈子，常听父亲母亲说那是她的命，我们也跟着感叹。大爷嫁给了他的表哥，也就是我的三表伯。三表伯是条懒牛，说起他的懒，十里八村是出了名的。他自己也常讲，他的生肖是属牛的，按说牛应该很勤快，但他偏偏出生在晚上，晚上牛是睡觉的，所以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基本上在床上度过了。三表伯常念叨的一句话是：“我躺在床上也有吃有喝的。”但土地革命把他躺在床上有吃有喝的梦给打破了，还差一点成了大地主，幸好兄弟姐妹多，把他名下的土地分摊了，最后戴了一顶富农的帽子，救了一条命。按时间推算，大爷嫁给三表伯的时候，也正是三表伯梦破的时候，那时便是大爷苦日子的开始。但三表伯并没有因当不成大地主而变得勤快起来，依旧成天睡懒觉，以至大舅爹大舅奶临死，他仍能躺在床上睡得着。我稍懂事的时候，偶然去表哥家，还能看到一位老人有时一天帮大爷打一捆柴回来，人家告诉我，他便是我的姑爷，人老了，勤快多了。

听父亲讲大爷的故事，我总觉得是太勤劳害了她一辈子。土地革命改变了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命运，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妇女。当时大爷也觉得跟着三表伯过不了日子，就找到领导说要和三表伯离婚，领导了解情况后也同意了。但当领导叫她去办离婚手续的时候，大爷却问领导：“能不能快一点，我家菜园里的菜还没有种好！”领导说：“你这个样子，还离什么婚！”大爷也就没有离成婚，永远成了一位贫苦的富农夫人，靠自己的勤劳养活着一家人。甚至到了晚年，背驼眼花的时候仍能种许多菜，吃不完的，要么送人，要么制成干菜叫人带给我们吃。

也许是近亲结婚的缘故，大爷一生生了十几胎，却仅存一儿一女。大爷太疼爱表姐和表哥，母亲说：“大爷孩子丢怕了，真是把你表姐表哥衔在嘴里怕融了，放在手心里怕化了。”表姐成人后嫁给了安徽林家，据说夫家曾是反革命，大伯子被枪毙了，最后也是一贫如洗。表哥很大岁数了还没有结婚，快到四十岁的时候才讨到一个一只腿有些瘸的老婆，这让大爷很兴奋。但由于太节俭，大爷却做了一件让她最疼爱的儿子难以原谅她的事。大爷原养有三只鸡，一只公鸡，两只母鸡。我们那里有个习俗，新婚之夜要喝圆房酒，酒席上必须有鸡。婚前，表哥对大爷说：“大（我们那里对母亲的称呼），我结婚那天你给我杀只鸡。”恰巧表哥结婚的前一天有只母鸡死了。婚后第二天，表哥起来发现地上还有两只鸡跑来跑去，就问大爷：“大，怎么还有两只活鸡，那只死鸡呢？”大爷回答说：“你结婚，煮给你吃了！”表哥恼了，从此对待大爷大不如前了。后来表哥离婚，说跟大爷舍不得一只鸡有关，预兆不好。

每当父亲说起比她大十岁的姐姐，他的眼眶都是湿润的。他说有一次去大爷家，那时正是三年自然灾难，大爷翻箱倒柜地拿出十元钱跑遍了整个塆子，才买了两只鸡蛋，煮了一碗玉米糊糊给父亲吃。看着饿得黄皮寡瘦的大爷，父亲怎么也吃不下，最后哽咽着吃了一只鸡蛋，仍留一只在碗里，走了。大爷坐在门槛上哭：“我家太穷了，我兄弟不会再来了！”后来我家的境况好了些，也时不时挑些旧衣裳或买些鞋袜给大爷送去，但大爷并没有穿，有一次我去看她，大冬雨天的，她仍一只脚穿着破胶鞋，一只脚穿着破布鞋。有人问她：“你娘家给你的东西呢？”她哄着鼻子问答说：“给女儿啦。”

去年年底，家里忽然打电话来说，大爷死了，在她刚满八十三岁的时候死了，死后面带微笑。但死前疯过一段时间，到处躲，见角落就躲，有一天表哥到处找遍了怎么也找不到，后来上厕所才发现大爷躲在厕所的粪池里，嘴里不停地念着：“怕!怕！”。母亲跟我讲的时候，我觉得心里堵得慌。我叫三哥带了两百块钱给表哥，让他凑点钱把大爷好好安葬，也算是尽了她这个最小的侄儿的一点孝心。